陈振濂 古籍 2015-10-05

乾隆时代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的时代，姑且不说这个重视是在振兴文化还是在毁灭文化，至少在今天，四库全书这样的钜制，是人人都十分膜拜有加的。乾隆九年，下旨清点内宫藏书，并开列其中宋元明版珍本善本移藏于乾清宫东侧昭仁殿，形成专门的御书库。乾隆四十年，又有旨命于敏中、彭元瑞等大臣编出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嘉庆二年秋，这批藏书因乾清宫大火付之丙丁，损失惨重。于是再由彭元瑞选择各种善本，编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以昭仁殿再作庋藏之所。今天我们所指的天禄琳琅，即指《后编》所涉的这批宋椠元刊及明刻善本。

清季社稷动荡，宫内书画大量流失，古籍亦难幸免。首先是《天禄琳琅》有前编和后编，鱼目混珠有相当的施展空间，一般人不可能对前与后有十分清晰的目录印象。后者推前者或前者说后者，是常有的事。其次是许多当年的确是《天禄琳琅》编内的古籍珍本，为宫内太监偷出来换银子，又怕露馅获罪，遂伙同书贾将每册前后副页中的“天禄琳琅”诸玺裁去，以消除追究凭证。这样的情况在许多流通市场上多次见到。再有就是我们能见到的普通仿冒，如以普通古籍仿钤“天禄”诸玺以充皇宫旧藏；即使本来就是宋元珍本，倘有“天禄”之玺，入过宫，当然身价倍之。因此，本来作为清宫内府皇家收藏的“天禄琳琅”，只要凭书目即可知端倪始末；但百年多的时间筛汰，反倒使它渐渐地模糊起来，以至一遇到先得考虑真其伪问题了。目前在拍卖场上，如果遇到“天禄琳琅”之玺的古籍，自然不敢全信以为真了。

与一般古籍目录主要是从内容的辨证出发、如同时著名的《四库全书总目》重在从书目去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纯学术工作不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更多地着力于古籍版本学的描述与比较。因此它更多的是立足于版本图像格式的对比取证，几如书画鉴藏式的记录，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内容意义正误的证明。这与《天禄琳琅》重善本的收藏宗旨有密切关系——同样一部《杜工部集》，普通的当世刻本在文字内容上与宋椠元刊孤本善本并无差别，但在版本学意义上却有天壤之别。从这个立场上说：同是古籍，书目提要如《四库全书总目》，是以学术为本；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则是以学术中的艺术(美术）考辨比勘为本——学术是目标；而艺术（美术）则是方法与手段。由是，许多学者在谈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时，都按照学界惯用的术语，以为是清代乾嘉版本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与典范；但在我看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是版本学的开山，却不涉目录学的创新典范。版本学是研究版式格式之年代与刊刻经过，是针对古籍之（视觉）形式而发的；目录学是研究图书分类与书目，是针对古籍之文字内容而发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示范意义，是在于它是版本学的典范而不在于它是目录学的典范，或者说，《天禄琳琅》是以图像学格式学刻书史学显示出的典范；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分类学目录学语义学的典范。只不过在清末民国西学东渐、学术界开始沿用西方大学的分科意识之后，为了分类方便，我们习惯于在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將“版本目录学”合并对待，于是不再细分其间的差别，遂至一遇到《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大抵笼统对待之，反倒分不清其中的美术手段（版本图式）与学术手段（内容意义）之间的区别了。

即使是《天禄琳琅书目》的相关研究乃至后世的收藏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与内容路径。比如在内容研究中，可以有昭仁殿的庋藏缘由、时间、火灾的发生与损失、后编的发起、其中宋椠元刊的选择；比如据说《后编》对于善本的判断在质量上不如《前编》，尤其是宋元孤本误判率超过一半，题为宋版，其实只是明版甚至清刻本；而题为明版，或许又可能是宋元椠本；它表明彭元瑞的眼光不如于敏中，又可能有时间仓促的原因。又比如编纂过程、皇室背景、体例、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善本特藏的来源、选择标准、焚毁事故、重建、典守规则、总量、维护、流传与几代散佚现象。这是目录学和《天禄琳琅书目》专题研究的范围。但如果是在形式研究中，则可以有宋元善本孤本的用纸、框格、开本、书眉、行距字距、字体、刻刊、乌丝栏、墨色乃至历代钤印、流传嬗递；读书时的句逗、眉批、夹注方式；收藏家的题跋以及它背后的年代学意义与文化涵义、更涉及古籍印刷史、刻刊史，这是版本学的研究范围。

《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后编）所录书目，有的在长期流传过程早已被截头去尾、身首异处；分藏各家，均是残佚，不通过细细比勘，许多散页就无法复原。而这些比勘，靠的更是版本学（而不仅仅是目录学重视内容）的宋椠元刊每一页面的视觉形式对比，它已经成为今天古籍善本鉴定、收藏的主要依据。

1995年是古籍拍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年代。在国家对文物从原有禁令到鼓励进入市场交易的开放政策于1990年代初推出之后，正是在1995年，嘉德拍卖公司第一次上拍的古籍《欧阳文忠公集》，正是“天禄琳琅”的旧藏。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录。而随着研究深入，我们今天又通过《天禄琳琅书目》研究，找到了过去一直处于含混状态的“版本目录学”名目中所包含的“版本学”（美术鉴赏依据）与“目录学”（学术辩证依据）的差异，并以此确定了《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后编）在古籍鉴定收藏中独特的（美术式）创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