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慧澄 禅林网 2015-02-25
来源：《现代佛学》 1962年6期
从公元第一世纪至十世纪间，印度佛教僧侣为弘传佛法，曾携带大批佛教经、律、论的梵文贝叶写本前往中亚细亚、中国（包括新疆、西藏等地区）、尼泊尔等地方。而这些地方的佛教徒也接踵到印度学习佛教哲学和宗教，同时，在学习结束时，随身带回无数的梵文贝叶经论。
特别在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间，印度佛教僧侣因为外教侵迫，带着许多珍贵的佛教梵文写本，避难到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并在那儿定居下来，从事翻经传道。
因此，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这两个地方保存的梵文写本佛经比任何地方都多。
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印度本土，除了在南印度发现一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Manjusrīmūlakalpa》（或如藏经目录作《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Arya-man－jusrīmulakalpa》）[附注1]之外，从未发现过任何梵文写本佛经。
然而，梵文写本佛经，从十九世纪起在中亚细亚，我国的新疆、西藏，尼泊尔和日本等地就被陆续发现；尤其是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所发现的数量最多。
在中亚细亚和我国新疆地区所发现的写本在年代上比较早，大约是公元四至六世纪的，但大部分是断简零篇；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地区所发现的在年代上比较晚，大约是公元十至十二世纪的，但大部分是比较完整，残缺的并不很多；同时，其中有许多是重要的佛教经、律、论以及佛教文学故事集和颂诗。
从印度哲学史和文学史角度来看，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的佛教梵文写本的发现，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一九三一年，在迦湿弥罗的吉尔吉特（Gilgit）地方也发现一小批佛教梵文写本，字体与中亚细亚和我国新疆地区发现的相同，但只是一些短小或残缺的经文和咒语，不能与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发现的写本相比。
本文打算就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些资料，首先谈一谈尼泊尔的梵文写本佛经的发现的经过，并介绍一下这些写本中的比较重要的经论、故事、陀罗尼等。
十九世纪初，有一个英国殖民主义者名叫何德逊（Houghton Hodgson）衔着殖民主义的侵略使命从英国来到尼泊尔这个山地王国。
从一八一九年起至一八四三年，他在尼泊尔历任英国驻尼泊尔助理政治专员、政治专员、尼泊尔邮政长官以及尼泊尔法官等职，他打进尼泊尔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生活领域。
何德逊二十多年在尼泊尔从未间断过搜寻和收集尼泊尔人民的各种珍贵历史文物，并把它们偷偷的运走。被他发现和偷走的尼泊尔历史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大批梵文写本佛教经典。
根据大家所知道的数目，何德逊从尼泊尔运走的梵文写本佛典共三百八十一捆、二百多种，分别存于下列英、法、印三国学术团体：
一、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the AsiaticSociety of Bengal）；八十五捆；
二、英国伦敦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olAsiatic Society of London）：八十五捆；
三、英国前印度事务部图书馆（the India Office Library）：三十捆；
四、英国牛津大学波德连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Oxford）：七捆；
五、法国亚洲学会（the SocieteAsia－tique）：一百七十四捆。
何德逊盗窃尼泊尔珍贵历史文物的罪行正如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者过去从我国各地名胜古迹盗走我国无数名贵的历史文物的罪行一样，是十分令人切齿痛恨的！
何德逊盗窃的尼泊尔佛教梵文写本运到印度和欧洲后，立即轰动整个资产阶级梵文学术界，因为佛教梵文写本的发现，在数量上那么多，在质量上那么好，这还是第一次。
跟着，印度和欧洲资产阶级梵文学者开始投入所谓研究这些写本的工作——编制目录和校刊出版。
关于目录，首先有英国考威尔（E.B.Cowell）和艾格林（Eggling）两教授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所编的该会所藏尼泊尔佛教梵文写本书目。
其次，一八八一年英国匈特尔博士（W.W.Hunter）为何德逊从尼泊尔偷到的全部佛教梵文写本所编的总目录；
一八八二年印度密多罗博士（Rajendralala Mitra）为孟加拉亚洲学会所藏尼泊尔佛教梵文写本所编的目录。
在最后这个目录里，作者把每种写本按下列项目详细地说明：书名、页数、（每页的）行数、（全书的）颂数、字体、颜色、估计年代、纸本或贝叶本、长行和重颂是否都有、语言是否正确（即是否合乎梵语语法）、有无汉藏译本。此外，还有每种写本的内容简介和写本的前序和后跋的原文摘录。
关于校刊，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五十年间，印度和欧洲梵文学者，特别是欧洲梵文学者基本上已把这些写本中的重要经论校刊完毕，同时还有他们对校刊本的翻译和研究。下列就是梵文学界所熟知的这些重要经论的校刊本：
阿毗达磨俱舍论释（称友造，无汉译本）Abhidharmakosa-vyākhya.（Petrograd《佛教丛刊》，第十卷）
般若理趣分（《大般若经》第一会）Ad-hyardhasatikā-prajāpāramitā或Prajāpā-ramitā-naya.［Leumann校］
撰集百缘经Avadāna-Sataka.［Speyer校，1907年］
大乘庄严宝王经Avaloktyevara-guna-kāranda-vyūha.［Satya-vrta Samasarani校］
般若八千颂（《大般若经》第四会）As-tasahasrikā-prajāpāramitā.［RajendralalaMitra校］
菩提行经（寂天菩萨造）[附注2]Bodhi-ca-ryāvatāra.［1890年，P.Minayeff校］
普贤菩萨行愿赞Bhadra-carī-pranidā-na.［1902年，K.Watanade校］
天譬喻曼经Divyāvadāna－mālā.（无汉译本）［Cowell和Neal校］
法集名数经Dharmasangraha.［K.Ka－sahara校］
智炬陀罗尼经Jānolkā－dhāranī.（Pe－tersburg大学刊行）
本生鬘论（即《菩萨本生鬘论》）Jātaka－mālā.［H.Kem校］
大乘入楞伽经Lankāvatāra－sūtra.［南条文雄校］
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Iermann校］
大事Māhavastu.（无汉译本）［M.E.Senart校］
大乘庄严经论Mahāyāna－sūtrālanka－ra.［1909年，Sylvain Lévi校］
正理一滴疏（法上造，无汉译本）Ny－āyabinduūkā.［第一版，P.Peterson校，《印度佛教丛刊》，1889年。第二版，K.Stch－erbatsky校，Petrograd《佛教丛刊》］
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H.Kern和南条文雄校］
大乘菩萨学论Siksāsamuccaya.［C.Bendall校］
般若十万颂（《大般若经》初会）Sata－sahasrikā－prajāpāramitā.［1902年PratāpaCandraghosa校］
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ottama－rāja－sūtra.［泉芳璟校］
须摩提女经Sumagadhāvadāna.
阿弥陀经（小《阿弥陀经》）Sukhāvatī－vyūha.［Mar Müller和南条文雄校，1880年］
无量寿经（大《阿弥陀经》）[附注3]Sukhāvatī－vyūba.［Max Müller和南条文雄校，1883年］
孙陀利与难陀（《佛本行集经难陀出家因缘品》·第37）Saundarananda－kāvya.［H.P.Shastri校，《印度佛教丛刊》，1910年］
大般若经第十六会（《般若波罗密多分》）Suvikrāntavikrāmi－pariprcehā.［Gin－sepp Tueci，1923年］
唯识三十颂Trimsikā－vijapti－kārikā.［Sylvain Le’vi校］
唯识二十颂Vinatika－vijaptimātra－siddhi.［Sylvain Le’vi校］
毗奈耶经Vinaya－sūtra.（无汉译本）［C.Bendall校］
以上是尼泊尔写本中的重要部分，有些并非不重要的写本尚未校刊出版。例如：
悲华经Karuna－pundarika.
守护大千国土经Mahāsāhara－pramar－dini.
中论释Madhyamaka－vrtti.[附注4]（月称菩萨造）
至于次要的如陀罗尼、散文故事等较小的作品，没有校刊的为数更多。
殖民主义者何德逊把尼泊尔大量梵文写本佛经偷走，自然引起尼泊尔政府的关注及其人民的愤怒。以后尼泊尔人把陆续发现的佛经写本和其他文物，都很好的珍藏起来了。现在加德满都图书馆收藏着为数不少的后来发现的写本，其中有一些比何德逊偷走的还好。
例如，英国庄士顿教授（E.H.Johnston）校刊的《孙陀利与难陀Saundarananda》（傍遮普大学出版，1928）和《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傍遮普大学出版，1935），主要就是根据尼泊尔以后发现的写本。这两个写本比沙斯特里（H.P.Shastri）校刊的《孙陀利与难陀》所依据的、考威尔（E.B.Cowell）校刊的《佛所行赞》（牛津大学《东方丛刊》1893）所依据的何德逊偷走的两个写本完善得多。
其次，还有一些何德逊偷走写本所没有的珍贵写本，例如，下列两种写本，从哲学研究角度来看是十分重要的。
辨中边论疏注Madhyānta－vibhāga－sūtra－bhāsya－tīkā.（安慧菩萨造，无汉译本）
广百论Catuhsataka.[附注5]（圣天菩萨造）
尼泊尔佛教梵文写本的发现对于从十二世纪以来就已失传的佛教三藏圣典的梵文原本是有重大意义的。从这些写本发现那天起，世界梵文学者就予以十分的重视，半世纪以来，不断的对它们进行严谨的校刊和科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继尼泊尔写本的发现，是我国西藏地区的更大批的梵文写本佛经的发现。我国西藏的这批梵文写本有一个与尼泊尔写本不同的重要的特点：尼泊尔写本中关于佛教因明的著作很少，而我国西藏梵本中则有相当多的重要因明学论著。因此，当它们的发现，特别受到梵学界和哲学界的重视。
解放前，殖民主义者也曾潜入我国西藏，偷走一部分珍贵的梵文写本。不过，我国的损失并不像尼泊尔那么大。解放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即把这批珍贵的文物妥为保藏，并继续进行探寻。
现在，据已发现的和经过查明的我国佛教梵文写本，其数目可能会超过世界各地（包括尼泊尔在内）发现的总和。这是我国文化宝藏中最重要和最珍贵的一部分。
①Mahāmahopdaddhyāya I.Ganapati Sāstri校刊于南印度《Trivandrum梵文丛刊》。
②无汉译本。梵本初次发表于俄罗斯《科学院学报》，其次刊于印度梵文佛典刊行社《社报》，再次刊于《印度佛教丛刊》并附有智作慧的注释。
③大、小《阿弥陀经》是根据日本发现的梵本和尼泊尔的梵本校刊的。
④月称菩萨有两部作品，一是《中论疏Madhya－maka－sāstra》，解释龙树菩萨的《中论颂Mūlam－madhyamaka－Kārikā》；一是《中论释》解释《毗奈耶经》。因此，这两部作品，名字上近似，内容是不同的。
⑤玄奘大师的汉译本只有最后八章。1914年，M.H.Shastri在孟加拉《亚洲学会记录》上发表的附有月称论师注释的《广百论》梵本断片。1923年，P.L.Vaidya发表最后的九章，并附有藏文颂和还原的梵文颂。1931年Vidusekhara Bhattacharya重校最后九章，并据藏译本还原月称论师注中所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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